【作者简介】黄石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王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伍小兰（通讯作者），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老年人口中健康老年人所占比例越高，老年人生命周期中处于健康状态的时间越长，不仅能直接减轻医疗、照护方面的负担，更能为社会生产和消费增加活力，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即老龄健康红利。由此，健康老龄化成为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选择，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福祉，更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健康老龄化工作。“十四五”时期，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强老年健康服务，深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随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以多部门协同的方式系统推进健康老龄化。各地在理念更新、服务拓展、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十五五”时期既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决胜阶段。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健康预期寿命与预期寿命差距大等挑战，健康老龄化在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两大战略中的位置更加突出，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集中表现在：在发展动力上，老年人的主体作用与主动健康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在资源配置上，城乡、区域间分布不均问题突出，基层社区、农村地区的服务可及性较低、质量较为薄弱；在推进方式上，主要依靠行政推动和倡导，经济、法律、科技等手段运用还较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也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找到低成本、广覆盖、高效能的制度安排和实施路径成为健康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必须破解的议题。我国成功走出一条低成本应对超大规模、快速老龄化之路，必将丰富中国自主的健康老龄化知识体系，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既往研究来看，健康老龄化是一个涉及“生物—人口—社会—心理—地理”多维互动的演化过程。老龄健康研究涉及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经济学及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呈现出鲜明的多学科交叉性与多层次互动性，主要聚焦于生物学衰老机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健康累积模型以及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等。老年期的健康状态是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断累积发展的综合呈现，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环境与身体、心理变化交互影响的结果。这说明健康老龄化的目标与成效，非仅由医疗卫生服务决定，而是受到一系列社会性、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与塑造。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内在能力（身体机能、认知、心理等）与所处环境支持共同决定，其目标是使老年人能够按照自身观念和偏好来生活和行动。由此将健康老龄化确立为一个贯穿生命全过程、受多重社会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为宏观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国家治理视角来看，实现健康老龄化是理念转变引领体系重塑、能力变革，再到评估导向转型的系统工程，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需要全社会系统应对的议题。

因而，本文从健康老龄化作为系统性工程的本质出发，首先厘清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价值共识，阐明“健康优先、投资于人”是核心策略，“低成本、高质量”是目标追求。继而聚焦“十五五”时期的社会发展情景，系统阐释人口结构深度老龄化带来的健康挑战、共同富裕目标蕴含的公平要求、培育壮大银发经济所提供的发展机遇，以及三者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协同逻辑，基于“个体—互动—环境”健康老龄化分析框架，进一步提出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系统性发展优化路

价值共识作为社会意识，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行为实践具有驱动、规范和导向作用。推进中国式健康老龄化，首要在于凝聚全体人民对健康老龄化的价值共识。从健康老龄化的全球发展演进看，健康老龄化已从一个侧重疾病与生存指标的公共卫生概念，演化为一个强调“功能能力、社会参与、环境支持”的综合性社会发展框架。在把握全球健康老龄化理念演进脉络和积极参与国际健康老龄化行动的基础上，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逻辑理路在于立足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等基本国情，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现实挑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所有人在老年阶段能够“有尊严、有能力、有机会”地实现个人价值并参与社会共建。

（一）全球健康老龄化理念共识与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概念，并于199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将其确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进一步深化了对健康与健康老龄化的理念认识，强化尊重并激发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一提法的价值闪光点在于，以“功能发挥”作为健康结局导向，并非忽视疾病，而是聚焦与老年人实际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能力维持与促进，重塑对老龄化的认知，视老年人为社会的参与者和贡献者。随后，世界卫生组织推出《2020—2030年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等一系列健康老龄化行动，促进理论向全球治理政策与实践的转化。

概括而言，健康老龄化的国际共识聚焦于四个层面：理念层面，从以疾病和成本控制为中心的被动应对，转向以功能发挥和价值实现为核心的主动投资与全系统建设，旨在让更长的寿命同时成为更健康、更有质量的寿命。个体层面，将“健康”从单维度的“状态”取向转变为多维度的“能力”“过程”“关系”等，强调对功能能力和生活质量的维护，倡导个人健康能动性；群体层面，提倡健康权利平等，健康老龄化行动应覆盖所有处于不同健康状态、拥有不同能力水平的老年人；实践层面，强调支持性环境的系统性建设，推动健康干预从单一的医疗卫生介入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充分发挥基层卫生保健体系作用，推动医疗资源从综合医疗机构向社区和家庭下沉。

（二）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价值取向是健康优先、投资于人

从健康中国战略发展看，2016年，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部署“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康老龄化成为协同推进两项战略的交汇点。在汲取国际共识与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式健康老龄化被赋予了基于中国国情与文化底蕴的新时代内涵。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2021年重阳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随后，这一重要论述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为中国式健康老龄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由此，中国式健康老龄化重在强调将健康老龄化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推进，同时充分依托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和积极养老的社会精神，将老年人视为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将老年期视为“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把健康促进视为一项战略性投资而非消耗性负担，并致力于通过维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与功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最大化，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最积极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因此，积极老龄观下的中国式健康老龄化需重视以人为本，以健康优先、投资于人为价值取向，以全体老年人享有平等的健康权益为出发点，发展公平可及、综合连续、普惠共享的健康服务。从“投资于人”的理论视角出发，健康老龄化绝非一项被动的、消耗性的社会支出，而是一项主动的、前瞻性的国家战略投资。健康老龄化下的“投资于人”，既是投资人的“发展”，提升老年人群作为“劳动者”的健康素质和能力；也是投资于人的“保障”，关切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的民生福祉和全方位需求。

（三）中国式健康老龄化需找到大规模、低成本、高质量的发展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健康老龄化也需在这一总体进程中同步推进。要主动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不断完善健康老龄化促进体系，建设共同富裕、活力奔涌的老龄社会。当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老年人口1/4，人均为老服务资源相对匮乏。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需求收缩、产能过剩、预期转弱等压力，家庭消费意愿下降，老年人健康促进方面的消费可能受到压缩。从中长期来看，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口发展新常态叠加的超长周期，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放缓与老龄健康事业支出增加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因而就个体而言，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提高老年人对健康的自我管理、自我维护、自我促进，从而减轻全社会的养老负担。就社会而言，应通过维持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持续释放其知识、经验、消费与创新能力，将有效激活以“健康长寿”为核心的银发经济内生动力。因此，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大规模、低成本、高质量路径，是一条以系统优化替代简单追加、以预防优先替代末端治疗、以效能提升替代规模扩张的智慧发展之路。

相关研究显示，“十五五”时期有可能是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提升速度最快的五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演进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叠加，老年健康需求快速增长与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不足、服务模式滞后之间的矛盾将更为突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老龄化之路，必须把握这一阶段的新挑战，统筹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带来的系统性压力、银发经济蕴含的机遇，以及共同富裕对全民健康福祉的内在要求。

（一）充分认识人口发展新常态对健康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特征的发展趋势来看，受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预计从现在到2035年，我国每年将有20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老年，届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占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未来十年既是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期，也是高龄化的相对缓慢发展期，低龄老年人占比超过50%。然而，2040年到205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数量和占比增长将愈加明显。从家庭结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长寿时代的来临，多代同堂家庭开始增多。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显示，28.7%的中老年人属于同时有健在父母和16岁以下孙子女的“四代”家庭。在此背景下，家庭内老年人照护老年人等“老老照护”现象成为长期照护的重要方式，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提升内在功能维护的能力将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人口规模和结构的转变带来社会健康需求的变化，体现在需求广度、强度以及频度上。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群体，同时营养、心理、功能减退等健康问题也更为突出。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中自报患有慢性病的占80.0%，基本生活自理能力障碍比例为11.6%，高龄老年人中达到29.2%；在心理健康方面，26.4%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况。老年人口的健康特征决定了过度专科化的医疗、碎片化的服务，会带来诊疗人次的快速上升，但很难改善老年人的实际功能和生活质量。

为此，需推进健康服务范式和资源配置模式的转变。要充分抓住“十五五”这一时间窗口，顺应老年人口需求变化特征，因势利导突出“两个重点人群”，抓好“两个模式转变”。具体而言，在重点人群上，一是针对失能和高龄等特殊老年群体，加快建立健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兜牢健康老龄化的底线，并为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二是针对低龄健康老年人口，普及健康教育、提高健康素养、延长健康周期，强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干预，从源头上减轻社会医疗和照护负担，激活健康红利。在模式转型上，一要由应急性的“看病吃药”向长期的健康管理转变，由单一治疗向综合干预和康复护理延伸，由基础服务向“主动健康”的发展性服务升级。二要实现由“老年人找医疗资源”到“健康资源跟着老年人布局”的转变。伴随家庭养老结构的变迁，空巢居住、“老老照护”现象将日渐普遍，对医养整合型健康服务的便利性要求越来越高，“巡诊式”居家上门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

（二）准确把握发展银发经济和科技创新为健康老龄化带来的新机遇

国家培育和壮大银发经济的战略布局为推进健康老龄化带来了新机遇。我国发展银发经济的目标是增进老年人福祉，主动以制度变革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银发经济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度融合发展，银发经济与科技强国目标的有机整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关键性影响。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正在形成“中央统筹—部门协同—地方细化”的多层次银发经济政策体系，银发市场呈现出经营主体持续活跃、重点领域持续升温、银发消费对投资的拉动作用逐步释放、产业融合与区域协同加速推进等新进展。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老年健康领域的影响日益强化。本轮全球老龄科技创新是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科技与“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理念结合的产物，具有新兴性、跨学科性，环境友好且产业带动强，已经对传统的健康、养老服务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以英伟达为例，其技术在医疗卫生、无人驾驶、具身机器人等关键领域均有广泛应用。从帮助老年人维护健康和增强功能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与健康老龄化进程密切相关。近年来，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康复训练系统、人工智能陪护机器人、脑机接口（BCI）、虚拟现实（VR）等新兴技术在老年群体实时健康状态监控、康复护理、心理健康等领域的应用，为健康老龄化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日益强大的健康老龄化需求也为推动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总而言之，发展银发经济和科技赋能成为推进健康老龄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核心支撑。

（三）科学研判共同富裕目标对健康老龄化提出的新要求

共同富裕涵盖民生福祉的各个方面。快速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需要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目标下健康老龄化的本质要求和风险防范要求，完善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相配套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77.6岁，但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6岁，存在近9年的健康赤字，长寿又健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面。从全球范围看，老年人群的贫困率与一般人群相比差异显著，老年人因病、残疾致贫返贫是在很多国家都出现的现象，甚至导致老年人的贫困化。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红线”，需要加强老年群体的健康促进，减少老年群体因健康问题致贫返贫的风险。这就要求破解健康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加速推进老年健康服务资源在区域、城乡间、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均等化覆盖，在城乡社区的深度下沉，构建公平可及、成本可控、就近就便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全球、全国以及区域层面的健康风险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过去的几年，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曾给全球健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老年人受到的冲击更为猛烈。联合国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在感染后死亡和患重症的风险要高得多。面对重大传染病流行风险和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加重的双重风险挑战，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还存在较为突出的能力短板和体系脆弱性，需进一步增强基层急诊急救能力，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的“握手”机制，优化平战结合的老年健康服务保障路径。

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在覆盖面上要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内容上要求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在实现途径上要求人人参与，在推进进程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健康老龄化也需以此为基本遵循，既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红线”，从源头上加强老年群体的健康促进，降低其因健康问题陷入贫困的风险；还要加速推进老年健康服务资源在区域、城乡及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均等化覆盖，构建公平可及、成本可控、综合连续、就近就便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我国健康老龄化发展路径的优化，需在巩固基础、补齐短板的前提下，致力于推动发展理念的转变，通过系统性的制度重构与政策创新，走出一条契合超大人口规模、兼顾成本可控与质量优良的健康老龄化之路。这要求我们从“制度建构、基层赋能、主体发展与技术驱动”四个关键维度来协同推进中国式健康老龄化。

（一）聚焦“健康优先”，优化发展目标和激励考核指标

从公共政策设计的视角出发，有效的制度建构首先需要确立清晰的价值导向与激励相容的约束机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关键在于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可衡量、可考核的治理工具，引导公共资源分配。

当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接近80岁，人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对于人群健康状况变化的敏感性已然降低。健康预期寿命则是考虑了健康生活年份之后的预期寿命，能更敏感地反映老年死亡率和老年健康状况。应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引领性指标，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健康老龄化进程。聚焦健康预期寿命与生活质量的提升，推动由“疾病”到“功能”，由“被动治疗”到“主动健康”的转向，增强全社会健康老龄化意识和能力。

确立“健康优先”的重要地位，关键在于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引领性指标，将缩短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的差距作为重要抓手，纳入地方发展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将健康优先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在资源分配、项目规划、绩效评估中充分体现，形成追求健康福祉的内生激励。同时，加快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健康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并向基层、预防和重点人群倾斜。

与此同时，积极构建适应老年健康需求特点的可持续支付体系。重度老龄化社会即将来临，要针对老年人对康复期和稳定期的医疗需求日渐增长的发展趋势，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首先，建立适应老龄社会的多层次医保支付体系。依据老年人健康状态与所需服务类型，实施差异化支付政策。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探索推行“按床日付费”，避免过度医疗与无效住院。同时，应适时将老年综合评估、居家医疗、家庭病床等体现连续性照护的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探索在基层及专业机构中赋予部分服务项目定价自主权，以激发服务供给活力。其次，强化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协同与有序衔接。重点厘清其在医养结合领域“医疗护理”交叉地带的支付责任，建立费用结算、信息共享与服务转介的联动机制，支持“医院治疗—专业护理—居家照护”之间的顺畅转介，避免保障空白与重复支付，确保老年人获得连续、整合的健康服务。

（二）聚焦“投资于人”，激发老年人内生动力和发展潜力

“投资于人”的核心在于将老年人视为可开发、可增值的宝贵社会财富。这要求政策干预从“被动应对失能”转向“主动投资能力”，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与发展。其实施路径应系统覆盖观念与行为塑造、全生命周期能力维持、社会价值实现三个关键维度，全面激活老年个体的内在潜能和健康活力。

一是重塑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行为。深化老年健康教育，建立慢性病“早筛查、早干预、早管理”机制；推广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和抑郁筛查机制，强化心理健康与认知障碍干预；通过开发推广健康管理、数字素养等课程，大力宣传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典型事迹等多样化措施，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参与观、主动健康观、终身学习观。研究证实，良好的生活方式结合支持性社会环境，可提升老年人独立生活预期寿命近4年，其经济效益远高于后期医疗投入。

二是构建全生命周期能力维护体系。依据老年人所处能力水平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健康管理措施，优化老年人健康老龄化轨迹。在健康活力期，开展失能失智预防干预，强化生活方式管理与认知训练；在功能衰退期，强化营养支持与运动疗法等，推迟失能发生、延缓失能进展，发展长期照护服务，实施环境适老化改造等“补偿性”策略，保障失能老年人基本生活尊严。

三是着力创新老年人社会关爱机制。复原力是面对逆境时维持或促进功能发挥的能力，而这种适应能力来自“内部特征”（如意志力或高自我效能）和“外部特征”（如促进应对的社会支持）的共同作用。因而激发老年人社会参与，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联结与支持，是践行健康老龄化的核心维度。具体而言，在社区层面，制度化地引导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与公共事务，通过发展互助性老年组织、设立规范的“社区微岗位”，提升其社会融入与自我价值感。在知识与经验传承层面，搭建“银发智库”等柔性平台，支持老年专业人才以顾问、导师等角色贡献专业能力，实现人力资本的再运用。在市场参与层面，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纳入人才总体规划，通过政策激励消除就业歧视，支持创造灵活就业岗位，并健全相应的劳动权益保障。通过上述多渠道的赋能与参与，全面维护和增强个体全生命周期的社会适应能力、心理能力以及机体复原能力。

（三）聚焦“人与环境互动”，强化基层健康老龄化能力建设

实现“大规模、低成本、高质量”的健康老龄化，关键在于将“健康优先”与“投资于人”的战略有效传导至社会治理的末梢。基层社区与医疗卫生机构直面老年人最直接、多元的健康需求，其服务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政策落地的效能与温度。充分发挥我国基层治理的优势，以基层能力提升实现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健康绩效，构建普惠均等、综合连续的整合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一是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以县（市、区）为单位，以街道（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针对当前基层普遍存在的“权责倒挂”与协同不畅问题，完善“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建立不同层次服务之间的衔接机制，完善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和家庭相衔接的老年康复护理与长期照护工作机制和转诊流程。同时，强化街道（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建立智能化的需求发现与动态监测机制，以数据共享驱动服务精准化与高效化。

二是推动医养结合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增强健康老龄化内生活力。健康优先、预防为主意味着健康老龄化工作要全面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广泛开展老年健康教育、失能失智预防，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老年健康管理群众路线。充分依托各类社区服务、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发挥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作用，培育一支老百姓身边的健康管理志愿者队伍，鼓励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健康老龄化教育、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从源头上减少医疗需求和照护依赖。

三是整合社区治理与专业卫生资源，构建主动、精准的老年人健康管理网络。结合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重点人群实施分类健康管理，并建立常态化的老年人健康需求主动发现机制，从而提升服务的及时性与精准性。例如，山东省推行的“网格+健康”服务模式，有效融合了基层网格员队伍与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形成了“网格发现、家医报到、识别干预、及时转诊”的工作机制，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聚焦“科技赋能”，以银发经济新质生产力推动健康老龄化高质量发展

当前，抗衰科学正在从“描述现象”迈向“精准干预”的新阶段，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学等前沿科技，实现对老年人群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维度健康状况的感知、辨识、预防、干预和管理。科技创新是驱动健康老龄化迈向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与实现精准干预的核心引擎。这就要求强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机制创新，催生银发经济新业态，为健康老龄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可持续的新质生产力。

一是以数据新基建有效支撑健康老龄化服务体系。实现健康老龄化，关键在于将对老年人的支持从分散、被动的应对，转变为基于数据的连续、主动管理。这要求率先打通横跨医疗、养老、保障等多系统的数据壁垒，为“主动健康”和“精准服务”提供底层支撑。统一数据标准，推动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健康档案的实时共享，形成动态的“个人健康画像”。在此基础上，由国家层面统筹，明确卫健、民政、医保、人社等部门的权责与数据共享目录，建设全国统一的“智慧健康养老信息平台”，汇聚形成“一人一档”全生命周期数据链，确保服务与保障随人流动、无缝衔接。在保障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有序向合规机构、社区和家庭开放经过脱敏的数据服务接口，支撑个性化健康管理、精准化服务的普及，从而将数据互联互通的能力，直接转化为提升老年人功能维持、生活质量与社会参与可及性的动力。

二是打造“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场景应用—需求迭代”的科技赋能健康老龄化闭环。利用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优势，推进“智能+诊疗”“智能+康养服务”“虚拟现实+康复辅具”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利用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优势，政府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研发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实现研发、检测、认证、生产、销售一体化。按照年龄、健康状态、居住形式等细分老年人群，挖掘老年人的消费场景并落地。每一场景配置“用户反馈—数据回流—产品迭代”平台，把老年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转为共创参与者，形成“场景创造需求—需求反哺创新—创新再衍生新场景”的正向反馈机制，持续扩大平台经济及相关产业规模。

三是构建“智能终端—信息化平台—线下服务”无缝衔接的老年健康服务支撑体系。利用我国互联网应用基础好的优势和“网格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优势，创新居家社区的健康养老模式，推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建设集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实现健康实时监测、分析、预警，实现多方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助力老年人融入智能生活。以技术的多样性、包容性、可及性实现降本增效，使健康老龄化成为低成本、高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