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万尼瓦尔·布什（以下简称“布什”）向美国总统提交《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以下简称《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回答了战后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基础问题：在战争动员结束以后，国家为什么仍然需要长期支持科学？布什系统论证了美国联邦政府持续支持基础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奠定了政府投入、大学知识创造与科学共同体专业自主相结合的制度基础。此后几十年，这套体系不仅推动美国取得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也为半导体、计算机、生物技术和互联网等新产业形成提供了重要知识源头。81年后，2026年7月21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科学：新黄金时代》（Science: A New Golden Age，以下简称《新黄金时代》），并把新的改革置于《无尽的前沿》开启的历史脉络之中。报告并未否定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和维护科学活力的基本原则，但提出了一个不同于1945年的问题：当私营部门成为研发投入的重要力量、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边界趋于模糊、人工智能（AI）改变科学发现方式，而科学领先也并不必然转化为相应的技术、制造和产业优势时，一个国家应当如何重新组织自己的科学体系。

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美国。近年来，英国也持续调整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科技治理与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和AI战略之间的联系明显加强。美国和英国的制度传统、科研组织方式和政府角色并不相同，但两国近期的调整却共同指向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世界主要科技强国正在重新思考科学体系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AI尤其放大了这一变化：知识生成和方案设计速度显著提高，但重大科学突破仍越来越依赖数据、算力、先进仪器、工程团队和真实验证等能力。科学活动也更加明显地表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开发之间持续反馈、反复迭代的过程。大学仍然重要，但已不再构成科学活动唯一的组织空间。当知识产生得越来越快，真正决定突破速度的瓶颈，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实验验证、工程实现和复杂系统集成等环节。

因此，今天真正需要重新理解的，并不是科学本身的重要性，而是“科学能力”的内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尽的前沿》所确立的自由探索、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和尊重科学共同体专业判断，依然是现代科学体系不可替代的基础；变化在于，科学发现已经越来越嵌入一个更加复杂的知识生产、技术验证和产业实现体系之中。科学能力因而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发现新知识和产生高水平成果的能力，而需要进一步拓展到支撑重大科学突破持续发生所需要的组织、验证、基础设施和制度能力。对于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而言，这些问题并不陌生。长期以来，我国围绕重大科技任务、有组织科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进行了持续探索。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当我国科技发展在更多领域从跟踪、并行走向前沿竞争和原创引领，已有科学体系应如何进一步形成持续产生重大突破的科学能力，又应如何在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科学发现与工程制造、长期积累与战略竞争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因此，本文尝试将对科学发展的讨论从科研投入、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推进到支撑重大科学突破的能力结构，分析发现、验证、工程实现、设施支撑和跨主体协同等能力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并据此讨论我国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的科学能力。

《无尽的前沿》的历史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提出政府应当持续支持基础研究，更在于它帮助形成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制度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大规模科研动员认识到，科学发现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健康和经济发展。但战争结束之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出现：在没有战争紧迫性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仍然要长期投入科学？布什给出的回答是，基础研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社会收益又往往难以由单个企业独占，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政府应当承担长期支持责任，同时尽可能尊重科学共同体对研究方向和科研质量的专业判断。由此形成的，并不是一套简单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而是一种新的国家科学观：科学不是偶发性成果的集合，而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稳定制度和专业自治共同支撑的事业。

这一制度安排进一步塑造了战后美国科学能力的基本形态。大学逐渐成为基础研究和高层次科研人才培养的重要中心，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系统和国防科研体系等多种渠道持续投入，科学共同体则通过同行评议、学科组织和学术声誉体系参与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这套体系建立在一个影响深远的认识之上：持续产生新知识，本身就是国家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布什并没有真正提出一个后来教科书意义上的严格“线性创新模型”，但《无尽的前沿》所强化的政策逻辑，确实容易被概括为通过基础研究产生新知识，再由技术开发和产业活动将其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新黄金时代》回顾这一历史时也明确承认，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科学进步推动国家繁荣和保持科研机构活力等原则至今仍然有效，只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之间的关系已经远比过去的简单描述复杂。

这套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它没有把科学完全变成行政任务，也没有把科学发展完全交给市场。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形成了政府、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和慈善力量相互补充的科研生态。自由探索为那些无法预见用途的基础性发现留下空间，国家任务又通过国防、航天、能源等体系组织特定方向的重大攻关，企业则不断把新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和产业。晶体管、集成电路、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重大突破的产生路径各不相同，很难归结为某种单一制度模式。真正重要的是，这套体系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科学活动之间形成一定的分工和连接。也正因为如此，《无尽的前沿》最重要的遗产并不是准确规定了此后美国每一种科研制度，而是确立了一个长期影响科技强国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国家需要持续创造有利于科学发现的制度条件，而不是只在成果出现以后才关注科学的价值。

但科学能力的内涵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中叶形成的制度基础今天并没有失效，自由探索、稳定支持和专业自治仍然是高水平科学不可替代的条件，变化的是科学活动本身所处的环境：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程度不断提高，研究问题和科研工具日益复杂，科学发现与技术开发之间的边界也更加模糊，企业研发规模显著扩大，越来越多具有基础意义的研究开始发生在大学之外。科学问题的复杂程度不断上升，重大突破往往需要大规模数据、先进仪器、计算平台和跨学科团队共同参与；科学发现与工程开发之间也越来越呈现双向反馈，而不是简单的前后衔接。《新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过去那种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的线性描述已经越来越不足以解释现代科学进步。因而，今天需要重新讨论的并不是基础研究是否仍然重要，而是当科学发现越来越嵌入复杂的技术、工程和组织体系之后，一个国家所需要具备的“科学能力”，是否仍然可以主要以知识生产能力来理解。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科学问题本身。20世纪中叶相当一部分科学研究主要依托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和科研组织展开，但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前沿问题已经很难由单一学科、单一实验室甚至单一类型机构独立解决。蛋白质折叠、脑科学、聚变能源、量子信息、先进材料等问题，都需要基础理论、计算方法、实验技术、数据资源和工程能力共同参与。《新黄金时代》专门指出，支撑20世纪科学发展的学科体系与今天许多重大问题之间正在出现不适配，科学研究所需的工具、协调规模和时间周期都在发生变化；一些问题既超出了传统大学小型实验室的承载能力，又不适合完全按照商业回报逻辑由企业承担。这意味着，科学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简单等同于拥有多少优秀科学家或者多少高水平实验室，而必须进一步考虑不同知识、不同工具和不同组织能否围绕重要问题形成有效结合和协同（图1）。

图1 科学活动变化与科学能力拓展的逻辑

AI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变化。AI正在显著提高文献检索、知识综合、模型计算、代码生成和数据分析的效率，也开始进入假设提出、实验设计乃至自动化实验过程。《新黄金时代》把这一变化视为一次可能深刻改变科学实践方式的革命，并提出将超级计算机、AI模型、科学数据和实验设施连接起来，形成新的科学发现基础设施。但AI带来的真正变化，并不是科学从此可以脱离现实世界运行。恰恰相反，当提出假设、搜索知识和生成方案的速度大幅提升以后，实验验证、材料制备、仪器运行、原型开发和真实环境测试仍可能成为限制突破速度的重要环节，其时间成本下降的速度通常难以与知识生成速度完全同步。换言之，AI可以显著压缩认知世界的时间，却不能缩短物理世界的时间。科学发现仍然必须接受实验、工程和现实环境的检验，越是进入AI驱动科学的新阶段，这种“知识生成越来越快、真实验证依然昂贵”的缺口越值得重视。

与此同时，科学与技术、工程和制造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经常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来描述知识向经济社会价值转化的过程，这种框架有助于理解不同创新环节的基本分工，但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当代重大突破的真实过程。工程问题可能提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制造过程中的工艺瓶颈可能反过来推动材料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研究，而基础科学的新发现又会迅速打开新的工程空间。《新黄金时代》特别强调这种双向关系，甚至把科学与“技艺”、隐性知识和制造能力重新放到同一框架下讨论，指出很多关键知识并不存在于论文和专利之中，而存在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长期实践形成的经验之中。因而，现代科学越来越不是取得科学发现再开始应用的线性过程，而是在科学发现、实验验证、工程实现和产业制造之间不断循环迭代的过程。一个国家如果只拥有前端发现能力，却缺少后续验证、工程和制造能力，科学优势就未必能够持续转化为新的知识优势和技术优势。

更深层的变化来自科技竞争方式本身。科学长期具有开放、共享和跨国流动的传统，但当AI、半导体、生物技术、量子科技和先进能源同时成为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的重要基础之后，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把科学政策与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和国家战略完全分开。《新黄金时代》把科学领先、技术能力、制造基础和国家安全放在同一政策框架中讨论，并明确反思“只要资助基础研究，技术优势自然会随之而来”的被动假设。英国近期对科技治理体系的重大调整虽然路径不同，也反映出类似趋势：科学和技术越来越被置于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和国家治理的更核心位置。因此，当科学活动的条件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回答的已经不是科学是否重要，而是什么样的科学体系才能持续形成支撑重大突破的科学能力。

美国此次调整的突出特点，是试图从科学体系内部重新寻找适应新阶段的制度安排。《新黄金时代》并没有把改革归结为增加科研投入，而是把矛头指向科研资助、研究组织、基础设施和科学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新黄金时代》一方面强调，应当更加直接地支持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增加长期资助、快速资助，以及面向高风险非共识研究的机制；另一方面又倡导X实验室、ARPA式机构，以及其他介于传统大学实验室和大型国家科研设施之间的新型研究组织。其背后的判断十分清楚：不同科学问题需要不同的组织载体，单一的项目制和单一的同行评议机制难以覆盖从自由探索到复杂任务型研究的全部需求。《新黄金时代》进一步把研究机构的形态与其可能产生的科学成果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科研制度本身已经被视为影响科学发现方向和突破概率的重要变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正在把过去主要存在于国防、航天和能源等特定领域的组织经验，向更广泛的科学体系推广延伸。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长期以来的价值，不只是资助高风险项目，而是通过具有较大自主权的项目经理围绕明确目标主动定义问题、组织团队、并行探索不同技术路线。今天，这种强调目标导向、组织协调和多路径探索的思路，正在ARPA-H、ARPA-E，以及《新黄金时代》倡导的X实验室、“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等不同机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新黄金时代》同时强调，应当把国家实验室、超级计算设施、科学数据、AI模型、实验仪器和企业能力连接起来，使科学家能够调用单个大学实验室难以独立拥有的资源。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要用任务型科研取代自由探索，而是意味着其科研体系正在从相对单一的资助逻辑走向更加多样化的制度组合：对于开放性强、难以预判结果的问题，继续保留长期自由探索；对于目标明确但路径高度不确定的问题，则允许更加积极的组织和动态管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应该由什么样的制度来解决”的重新判断。

与美国主要从科研体系内部寻找新制度不同，英国2026年的调整更直接地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2026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重组政府部门，原科学、创新和技术部（DSIT）的职能被重新分配；原商业与贸易部改组为“商业、创新、科学与贸易部”（DBIST），承担把基础研究、创新企业成长、产业基础设施和贸易政策更加直接连接起来的职责。英国政府明确提出，要为创新活动提供从基础研究到企业创立、成长和规模化的“端到端”支持，并把世界级科学技术基础直接连接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企业、地区和劳动者。与此同时，AI战略、公共部门AI采用及相关安全研究职能被置于政府更核心的协调体系之中。因而，将此次调整简单理解为英国“撤销科技部门”甚至降低科技地位并不准确。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此次政府职能重组，反映出其加强科学政策、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制度连接的尝试，并将科学能力更直接地置于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和国家治理框架中。

美国和英国的改革路径并不相同，却揭示了相似的问题。美国更关注如何提高科学体系内部产生突破性研究的概率，因而把改革重点放在科学家、科研资助、研究组织和新型基础设施上；英国则更加突出如何把长期积累的世界级科研基础转化为企业成长、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增长。表面上看，两国调整的是机构和政策工具；更深层看，调整的其实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实现之间的组织方式，以及科学政策与国家竞争体系之间的关系。两国改革都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国家即使拥有顶尖大学、杰出科学家、高水平论文和强大的科研传统，科学优势能否延续，越来越取决于整个科学体系能否持续创造重大突破所需要的条件。因此，理解今天全球科技政策的变化，不能只看各国增加了哪些投入、建立了哪些机构，而应进一步追问：这些科学体系调整的背后，“科学能力”本身究竟增加了哪些新的内涵。

重新理解科学能力，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发现能力已经不再重要。恰恰相反，提出新理论、发现新规律、拓展人类知识边界，仍然是任何科技强国最基础的能力（图2）。《无尽的前沿》所强调的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共同体专业判断和保护自由探索空间，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价值。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少是某一个环节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更多表现为多个环节相互耦合的过程。由此看，科学能力正在从主要表现为“发现知识”，进一步拓展为支撑重大科学突破持续发生的综合能力。这里的“拓展”不是用新的制度取代传统科学制度，而是在新的科学和技术条件下，为科学发现增加新的支撑条件。

图2 新阶段科学能力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正在成为更加稀缺的科学能力。科学从来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活动，重大突破往往首先来自对问题本身的重新认识。但AI正在改变问题与答案之间的相对稀缺性。过去，检索文献、整理知识、完成复杂计算甚至形成初步假设，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时间；今天，AI已经能够显著降低这些活动的成本，并开始在跨学科文献综合、数据分析和假设生成中发挥作用。《新黄金时代》在讨论“创世纪计划”时，也没有把重点简单放在拥有更强大的模型，而是首先强调选择那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能够通过AI打开更大科学发现空间的问题。当知识搜索和方案生成变得越来越容易，什么问题值得长期投入、什么问题一旦突破能够打开新的研究空间，反而变得更加重要。科学能力因此不仅体现为拥有多少能够解题的人，更体现为能否形成鼓励原创问题、非共识探索和长期判断的环境。

其次，科学能力越来越表现为组织复杂研究的能力。传统大学实验室以科学家为核心、依托研究生和博士后形成小型团队，这种组织形式在自由探索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前沿问题都适合用同一种方式解决。当一项研究同时依赖领域知识、算法、数据、先进仪器和工程能力时，科学突破往往需要跨越学科甚至组织边界。《新黄金时代》之所以强调大学、企业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科研组织各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本质上是承认研究问题的性质正在决定科研组织的形态。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不能只用科研人员数量和机构规模衡量，还要看它能否根据不同问题的特点形成合适的组织方式：让自由探索保持足够空间，又能在面对需要大规模协同、长期工程支持和多路径试错的问题时，迅速把分散的能力组合起来。

第三，科学能力正在更加明显地包含从发现到验证、从工程到制造的连续实现能力。一种新材料在实验室中表现优异，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稳定生产；一个新器件实现了功能，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在复杂环境中长期可靠运行；一种新的生物学机制得到验证，也不意味着它能够直接转化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随着知识生成效率不断提升，实验验证、工程开发和先进制造等真实世界能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并可能成为制约重大突破的新瓶颈。《新黄金时代》专门讨论先进制造、科学仪器、技能型人才和隐性知识，并强调科学研究与生产之间存在双向反馈，表明工程与制造不再只是科学发现之后的“应用环节”，而重新成为科学能力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强国而言，能否把科学发现转化为可验证、可迭代、可规模化实现的现实能力，越来越决定科学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的创新优势。

与此同时，支撑科学发现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谈科研基础设施，更多想到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大型仪器；今天，算力、科学数据、基础模型、自动化实验系统和开放共享的测试设施正在加入其中。“创世纪计划”实质上就是试图把国家实验室、超级计算机、AI模型、科学数据和先进仪器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发现体系。这种变化意味着，科研基础设施不再只是科学家开展研究的外部条件，而越来越直接地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中。未来，国家之间的科学竞争，仍然取决于是否拥有优秀科学家，但也越来越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调用什么样的数据、模型、仪器和工程平台，以及这些公共能力能否以足够低的门槛被不同机构和研究团队使用。科学能力因而不仅存在于个人和组织之中，也越来越沉淀在具有共享性质的基础设施之中。

更深层的能力，是科学体系能否持续调整自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科技制度之所以长期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它具有永恒正确性，而是因为它回应了那个时代科学发展的关键约束；81年后，《新黄金时代》再次讨论科学体系改革，本身就说明真正强大的科学制度必须具有适应性。当科学前沿、研究工具、创新主体和国家竞争环境持续变化时，如果科研资助、组织结构和评价方式长期停留在过去，就会出现制度与科学之间的错位。英国重构科技治理体系，美国重新试验科研资助和组织形式，虽然路径不同，却都把“制度如何跟上科学”本身视为一种能力。因此，科学能力不能只以一个国家已经拥有多少科研资源和成果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科学体系能否持续形成重大突破。其核心不是以组织替代自由探索，而是使不同类型的科学问题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组织和制度条件。

中国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一个与过去明显不同的阶段。回看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演进，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科研体系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到改革开放以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再到“863”“973”等重大科技计划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及今天面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我国科学能力始终是在国家发展任务、科技前沿和外部环境变化中不断塑造的。经过长期积累，我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科研队伍、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产业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并形成了重大任务组织、建制化科研和多主体协同等具有自身特点的实践。因此，《新黄金时代》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对中国而言并非全新命题。我国长期形成的重大任务组织、有组织科研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本身就是围绕这些问题不断探索的过程。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当越来越多领域从跟踪追赶走向并行竞争乃至前沿引领，如何在已有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持续产生原创思想和重大突破的能力。

衡量科学能力的标准也必须相应变化。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并不只是继续增加科研项目、论文和平台数量，而是能否更加持续地产生具有原创意义的问题、思想和发现。尤其在AI显著降低知识获取和一般性问题求解成本以后，能否提出能够开辟新领域、改变既有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为此，既需要继续改善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环境、稳定支持长期基础研究，也需要为非共识研究和暂时看不到直接用途的探索留下足够空间。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能把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简单置于对立关系之中；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既能够从广泛自由探索中孕育原创思想，又能够在重要问题逐渐显现以后形成持续支持和有效组织的科研生态。

在科研组织方面，中国同样并非从零起步。重大科技任务、国家科研机构，以及近年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组织实践；下一阶段需要进一步提高不同类型科学问题与不同科研组织方式之间的匹配。越是进入科技前沿，越需要根据问题性质选择组织方式：既为自由探索保留空间，也能够围绕跨学科协同、大科学装置、工程平台和企业参与等不同需求配置研究载体。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科研治理不能追求一种制度适用于所有科学活动，也不能简单把更多任务都纳入同一种组织化方式。尤其对于具有明确战略意义、但技术路径高度不确定的前沿领域，应增强长期稳定支持和探索组织能力，支持不同技术路径并行探索，并根据科学进展动态调整资源分配；而对于真正处于知识未知地带的基础研究，则仍要尊重科学发展的不可预见性，使科学家能够沿着尚未被证明“有用”的方向深入探索。有组织科研的价值，不在于把所有科学活动组织起来，而在于把那些确实需要组织的复杂任务组织好。与此同时，我国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也已经形成较好基础。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提高科学数据、算力、模型、先进仪器和实验平台之间的连接效率，降低不同机构和科研团队调用这些公共能力的门槛，使已有投入更充分地转化为支撑重大突破的能力。

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被理解为科研活动完成之后的后续环节，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如何把论文、专利和实验室技术推向市场。但科学与工程、制造之间日益增强的反馈关系，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复杂多样的产业应用场景，这些条件不仅可以承接科研成果，也可以成为新的科学问题和研究方向的重要来源。下一步需要把制造和工程实践从科研成果的“接受端”转化为科学问题和技术创新的“生成端”，使产业现场的材料、工艺、可靠性和系统集成问题更有效地反馈到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之中，推动实验室研究、概念验证、中试、工程开发和先进制造形成更加紧密的反馈循环。因此，成果转化的意义就不只是提高科研成果产业化率，也在于通过真实世界产生新的科学问题和知识，使已有工程和产业能力进一步转化为科学能力。

更根本地看，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最终需要形成一个能够持续自我更新的科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70多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组织体系、资源配置方式和科技治理机制的过程，从初期建立科研体系，到改革开放后的科技体制改革，再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其背后都体现了科学制度必须适应国家发展阶段变化这一规律。AI时代，科研方式、参与主体和基础设施正在快速变化，既有学科边界、项目类别和评价方式与新型科研活动之间的适配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中国未来科学能力建设的重要命题，不是建立一套一劳永逸的“最佳制度”，而是在保持开放探索和长期积累的同时，形成能够持续学习并释放科研人员创造力的制度能力。重新理解科学能力，也不是照搬某个国家的科研制度，而是要在我国长期形成的科技体系和组织实践基础上，辨识已有优势与现实短板。只有这样，已有科研资源和制度基础才能进一步转化为持续产生原创思想和重大突破的长期能力。

从《无尽的前沿》到《新黄金时代》，跨越81年的2份报告面对着不同的科学环境，却都触及一个共同问题：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创造有利于科学持续进步的制度条件。《无尽的前沿》确立的政府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共同体专业判断和维护自由探索空间，仍然构成现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新黄金时代》所反映的变化，则是支撑重大科学突破的条件正在变得更加复杂。重新理解科学能力，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进一步关注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创造重大突破所需要的组织、基础设施和制度条件。

美国和英国近期科技政策调整的意义在于提供了重新观察科学体系演进的参照。中国已经形成了自身长期的科技组织传统，并在重大任务组织、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学与工程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探索。面对新的科学条件，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优势与短板，使不同类型的科学问题获得更加适合的组织、资源和制度支持。对中国而言，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不能只依靠扩大科研资源规模，也不能简单把更多科学活动纳入统一的组织方式；而需要在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之间保持必要平衡，在原创思想与重大任务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连接，在科学发现与工程制造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反馈，并使科研制度本身具有持续学习和调整的能力。

真正强大的科学体系，不仅体现为拥有多少科学家、实验室和科研成果，更体现为能否持续创造重大突破的条件，并在科学发生变化时不断调整自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能力不会因为一份报告而改变，却可能因为新的科学条件而被重新理解和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