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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0-29 15:19:48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从宏观数据层面看,AI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就业冲击,但在青年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结构性矛盾有所显现。如何善用AI,让生产率红利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及发展红利,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此次AI就业冲击与历史上两次技术冲击的不同在于:前两次尽管经历了阵痛,但最终都创造了大量新岗位,而AI从相对高端的岗位开始替代,被替代者往往向下流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日前在2026外滩年会上如是表示。当被问及大规模的自动化是否会带来劳动力减少的担忧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指出,社会保障安排同时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结构的安排问题。政府在税收制度安排上应更多地鼓励企业用人。蔡昉进一步强调,从历史经验看,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就业恢复与调整过程也难免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因此,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府政策介入和制度变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代理主任马克·皮尔森(Mark PEARSON)表示,分配问题非常重要,青年就业承压早已显现,AI进一步放大矛盾,保障青年就业应成为政策核心。他建议改革技能培训体系,推动企业引入AI并提供配套员工培训,把提升全民AI素养作为技能政策重点,防止培训不平等固化。葡萄牙央行原行长、财政部原部长马里奥·森特诺(Mário CENTENO)强调重视再分配政策,以此对冲AI岗位置换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风险;关注数字化冲击下的教育质量问题,避免教育质量下滑削弱劳动力市场匹配;同时警惕AI进一步放大代际矛盾,政策要着力实现劳动力市场平稳转型。蔡昉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促进人工智能平权、应该引导好人工智能、着眼于超前培育那些需求弹性大但目前来看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比如服务业)、研究最低工资制度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与新的就业形态相衔接。“无论是劳动力市场制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过去都与单位就业紧密相连。当就业形态日益灵活,非单位就业比重逐渐提高,我们必须探索新的制度安排,使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适应新的就业形态。”蔡昉解释。在他看来,为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保障,制度的普惠性就应该越来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五五”强调投资于人,那么,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对未来人工智能的冲击,也应纳入投资于人的整体战略之中。江小涓也谈到了制度设计的优化。“我个人感觉AI可能还是会对就业有影响,所以社会保障的整体安排,不仅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还涉及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安排问题。”她进一步解释,比如说税收,我们会有一些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多投资,但主要用在鼓励设备投资等方面,企业设备投资会有一些减免措施,比如增值税退税等,但对雇佣更多人的企业,还有待更多的制度化安排。由此来看,国家整体税收制度的安排应该更偏向能多用人的机制的安排,政府应该在税收制度安排上更多地鼓励企业用人。